摔倒七次，第八次站起来。

　　——日本大和族谚语

　　1894年，家住甘肃省河湟地区循化厅的撒鲁尔人韩苏莱曼已经是34岁的成年人了。他拥有一个殷实的小家庭，在循化城里开着一家羊肉铺子，专门销售来自藏区的番羊。

　　韩苏莱曼是个性格开朗的人，长着络腮胡子的脸庞上始终带着微笑，大大的眼睛，高高的鼻梁，一副结实的身板，显得英俊而大气。

　　最近，韩苏莱曼的心头有了一件烦心的事情。他们全家原本属于回教虎非耶的华寺门宦。前不久，华寺门宦却意外地出现了分裂。

　　华寺门宦的创始人马来迟离世之后，循化人马如彪在光绪年间到麦加朝觐，学习了沙孜林耶理论（即哲合忍耶），回国以后准备按照学到的东西改革门宦，遭到了位高权重的叔叔马永琳的严厉斥责。

　　叔侄二人因为教义的分歧发生了争执,最终导致华寺门宦的信众分成了两派。人们把以马如彪为首赞成进行改革的一派叫做新教，把以马永琳为首反对改革的一派称为老教。

　　虔诚的两派信众都认为自己念的是一本正经，誓死也要地捍卫神圣的正宗。

　　最初，新教的马如彪有回回人头人马占鳌的支持，马永琳不敢对他怎么样。等到大靠山马占鳌去世以后，作为叔叔和教主的马永琳便开始打压侄子马如彪和新教。

　　于是，两派之间经常发生纷争和聚众械斗。

　　韩苏莱曼是传统的老教。他的妻子在回娘家的时候接受了新教。他和妻子成为了对立的两派，整天争论谁是谁非，闹得家里不得安宁。

　　秋天的一个主麻日，当时已经改称撒拉人的撒鲁尔人韩奴勒阿洪在公共场合讲解老教的经文，与新教的撒拉人韩穆萨阿洪不期而遇。

　　两个自以为是的斗士互不礼让，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引起了情绪激动的两派信众展开了械斗。

　　老教的信众仗着人多势众，不仅打伤了新教的信众，还放火烧毁了新教的房屋等财产。韩苏莱曼也参与了这次械斗，把他的妻子气得粉红色的脸蛋都变成绿色的了，好几天都不理睬他。

　　新教的信众气愤不过，跑到循化厅的上级衙门西宁府，将老教告上了法庭。

　　河州镇总兵汤彦和认为这是回教内部的派系斗争，便安排新教和老教两派的头面人物马永瑞和马永琳兄弟到循化去调解矛盾。

　　马永琳表面上在调节劝和，暗中却支持老教头人韩奴勒阿洪，导致这场调解打了水漂。

　　得势的老教信众又把两个新教的阿洪围困在张噶工，最后活活地打死了，还严刑拷打了一些新教信众，强迫他们剃掉大胡子。

　　新教的信众看到西宁府办不成正事，又将马永琳和老教告到了兰州的总督府。

　　陕甘总督杨昌濬听了汇报以后，认为这是西宁府管辖的事情，于是责令西宁道台陈嘉绩和道员徐锡祺亲自前往循化查办。

　　陈嘉绩和徐锡祺一改从前袒护老教、压制新教的作法，一致认定事端是由老教挑起来的，于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把老教的11个头人枭首示众。

　　官府的做法激起了老教信众的无比愤怒。

　　1895年三月初八，韩奴勒领导1万多老教信众包围了循化城，揭开了河湟地区反清起义的序幕。

　　韩苏莱曼收拾行李，准备投入到战斗中。

　　他的妻子急忙拉住了他的衣襟，苦苦地哀求道：“掌柜的，同治年间闹事的规模大不大？大！结果呢？平头老百姓掉了脑袋，关进了大狱！领头的马占鳌、马海晏呢？踩着老百姓的尸体当上了更大的官。你不能去！”

　　韩苏莱曼听到妻子这番话，觉得也有道理，便问道：“那你说，老教正确还是新教正确？”

　　妻子抹着眼泪说道：“都正确。瑙以后再也不和你争论了。我们做买卖，做生意，平平安安地过日子。”

　　韩苏莱曼便留了下来，做了一个只赚钱不理政事的买卖人。

　　1894年，大清与日本爆发了甲午战争。北京距离战区不远，防务一时吃紧。

　　朝廷急电召集董福祥从新疆返回北京保卫紫禁城，特意关照董福祥唉经过甘肃的时候一定要带上剽悍英勇的回回军北上。

　　当时，甘肃土王马占鳌已经去世，他的儿子马安良承袭父职。

　　董福祥即令马安良和马海晏等10营回回军跟随赴京。

　　回回军一走，甘肃的防务一下空虚起来。恰好在这个时候，河湟地区爆发了回回起义。

　　杨昌濬发觉事态突然急剧恶化，对部下恨铁不成钢，急忙调集大军进入河湟地区征剿，同时加强了对河州、巴燕戎（今天青海省化隆县）、西宁等回教信众较多地区的防守。

　　这一次，官府做到了对谁也不偏袒。他们认为新老教派都是一丘之貉，都是不安分守己的暴民。因此，不分新教老教，一律剿办。

　　两派的信众本来都寄希望于官府主持公道，给自己一个公平的说法，如今迎来的却是大祸临头。他们热血沸腾的大脑一下子冷却了下来：这是官府借机消灭我们回教徒啊！我们如果再这样内斗下去，恐怕全族都要灭绝了。

　　于是，两派立刻停止了教争，联合起来反抗官府的镇压。马永琳率先带领团结起来的新旧两派围攻河州城。

　　教派之争迅即转化为反抗大清的政治斗争。

　　各地的回教信众纷纷起来响应。撒拉人马占禄等围攻循化。闵伏英、马维翰等攻打狄道。西宁府的韩文秀一度包围西宁衙署。大通县的刘四伏、包良，西宁府的包有福，海原县的李昌发、海四虎，巴燕戎格的马成林，碾伯县的冶主麻、多巴（今天青海省湟中县）的马大头三三、北大通(今天青海省门源县)的刘辅等先后起义。伊赫瓦尼派的创始人、撒尔塔人马万福也率众加入了起义军。

　　起义的群众一度达到10多万人，震动了甘肃全省。

　　杨昌濬紧急命令甘肃的各路淸军前往起义的发生地作战。但是，清军穷于应付，到处败北：先是河州镇总兵汤彦和的军队在夹塘湾（今天甘肃省临夏县新集镇）全军覆没。西宁镇总兵邓增的部队在赶往循化的途中甘都堂（今天青海省化隆县甘都镇）被起义军围困并击败。河州提督雷正绾的军队也被起义军包围，情势危急。

　　随后，大通营、甘都营相继落入起义军的手中。

　　巴燕戎格厅、大通县城的形势也非常紧迫。

　　杨昌濬命令甘肃提督李培荣从平番（今天甘肃省永登县）经碾伯县进兵西宁。

　　李培荣攻击西宁的东大门大峡，打败了驻守在那里的起义军。

　　李培荣走到东营堡（位于今天青海省海东市平安区境内）附近，与起义军的援军不期相遇，展开了一场鏖战。

　　双方殊死搏斗，阵亡了3100多人。

　　东营堡横尸遍野，血流成河。

　　李培荣突围成功，占领了平戎驿（今天青海省海东市平安区）。

　　朝廷因为杨昌濬镇压不得力，将他革职遣返原籍，另外征召喀什噶尔提督董福祥速去督办甘肃军务。

　　董福祥是镇压回回反清起义军的老手。他率领部队从北京日夜兼程，驰援甘肃。

　　11月中旬，董福祥抵达河州。

　　他继续采用百试不爽的“以回治回”的老办法，先利用马福禄与马永琳、马永瑞的关系诱降了兄弟俩，然后杀害了他们全家人，又利用马安良和马海宴的关系诱降了韩奴勒。

　　马万福在马安良和董福祥清军到来之前就投降了。

　　董福祥的军队从北京带来了先进的欧制新式武器毛瑟枪和雷明顿散弹枪，相对装备不过是可怜的冷兵器和前装式枪支的起义军无疑具有压倒性的优势。

　　马安良率领剽悍的骑兵在牛心山打败了起义军。起义军的鲜血染红了他的的官帽。

　　马永琳和他的儿子以及600余人被俘，随之遭到了斩首，耳朵也被切下。他们的头颅被马福祥和马福禄用来装饰自己的办公场所。

　　12月4日，马安良解除了起义军对河州的围攻，随即率领着骑兵前往循化，屠杀那里已经答应与朝廷协商的撒拉人起义军。

　　董福祥驻扎在河州城，命令马福禄等人在循化办理善后。

　　循化的反清斗争宣告失败。

　　韩苏莱曼亲眼目睹了循化起义的始末，血淋淋的现场告诉他：妻子是正确的。

　　1896年年初，西宁又出现了起义的险情。

　　朝廷给董福祥发来数份加急电报，催促他亲自前往西宁府督剿。

　　董福祥立刻命令何得彪、张铭新首先开拔西宁府。

　　马安良随即派遣4个营的兵力包围了西宁。

　　西宁的起义军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因为清军的兵力巨增，枪炮精良，起义军占据南川的五堡被清军攻破。

　　起义军还占据着北川的后子河、长宁堡、那林量、苏家堡等地。苏家堡是北川起义军的中心。这里的堡垒非常坚固,兵力也很雄厚，有步兵和骑兵约4、5万人。若将周围30余座小堡的兵力计算在内总兵力在6万人左右。

　　刘四伏是苏家堡起义的领导人。

　　1896年正月初七日，董福祥的甘军和湘军开始进剿西宁北川。

　　起义军面对20余营清军的汹涌攻势,英勇抗击,终因力量悬殊,堡垒相继被清军攻破。多巴、北大通、米拉沟、巴暖营等处的起义军据点也相继失守。

　　农历5月21日，董福祥抵达西宁府。

　　他大致了解了西宁的情况以后，增派新锐部队集中兵力重点进剿，又以马福禄担任南路劝降，以马安良担任北路招抚，崔伟等往西路分化起义军。同时，他北联新疆的清军，南结四川的联防，西约藏蒙的王公贵族，共同商定外堵内追、速战速决的方案。

　　7月，下三庄的起义军败走东川，无一幸存。

　　8月2日，清军再次开展大屠杀，仅在一个地方就杀害了8000人，女性被转卖为奴隶。

　　多巴城有400左右的回教信众没有参与起义，并且一再表示效忠朝廷。

　　一天，丹噶尔的一个汉人男子和他的回回妻子发生了争论。

　　妻子故意吓唬丈夫道：“多巴的回回人要来袭击我们丹噶尔城。到时候，他们会给回回人发信号提醒躲避，还焚毁山顶上的寺庙呢。”

　　这个男子一听吓坏了，赶紧向官府汇报了妻子说的情况。

　　第二天凌晨，这些多巴回回人全部被清军在梦乡里杀害了。

　　9月的一天，起义军从西宁的东大门小峡再次扑向平戎驿，遭到了失败。

　　没有过两天，起义军再度包围了平戎驿。

　　清军用洋枪射杀千起义军，还用开花炮轰击。

　　起义军大败。

　　董福祥率部与邓增等部合力征战，攻取上五庄(湟中县以梆巴村为中心的5个村庄的总称)和下三庄的堡寨，屠杀2000多起义军。

　　西宁各地的起义基本上被镇压下去了。

　　起义平息以后，董福祥命令部下马福禄处理河湟善后。

　　马福禄率领安宁军屠杀了近3万的回回群众。韩文秀、马大头三三、马成林、冶主麻等重要首领均遭诛杀。

　　马安良、马福禄开始捕杀、株连和抄没财产。西宁、循化、巴燕戎格、下三庄、上五庄是重点肃清的地方。

　　有一次，西宁东关的回回老百姓跪在街上听官府讲话。

　　忽然听得一声屠杀的命令，老百姓在官府的乱刀挥舞下纷纷倒地毙亡。殷红的鲜血像河水一样淌满了东城根的一条街道。至今这个巷道还被称作水咕咚巷。

　　四乡和八坊被屠杀的起义军也多达千余人。

　　马安良为了向董福祥表示忠心，保证每天上交50个起义军战士的头颅。

　　马福禄每天在碾伯县的马营、米拉沟和巴州屠杀100多人。他嫌上交人头不方便，索性改为上交死人的耳朵。一次就上交了两大驮筐的耳朵。被害的群众超过5000人。

　　他还向河湟地区的老百姓勒索赎罪银，一共勒索到30余万两，捐献1000多石的粮食，填饱了董福祥和马氏等人的私囊。

　　青海全境随即宣告靖安。

　　起义军的北川苏家堡之战与南川之战不同。北川之战之后上万人的起义军转移到了西纳川上游的喇课(今天湟中县拦隆口镇南门)和上五庄。其中,从苏家堡转移出去的起义军最多。

　　朝廷因为董福祥镇压起义有功，晋升他为新疆将军和河州上校。

　　以往居住在土地肥沃的黄河和湟水沿岸的回回老百姓为了躲避劫难，举家逃入了偏僻穷困的深山老林中，艰难地熬着困苦的日子。

　　西宁起义军的余部转战柴达木盆地，多次与清军交战。一路由刘四伏统率,从柴达木盆地北出祁连山。另一路由冶八个率领的永安营,从野牛沟北出祁连山。

　　一部分起义军逃到了甘肃甘州的南山，一直坚持到10月最后失败。

　　为了躲避清军的围捕,刘四伏打算效仿陕甘起义中的白彦虎，于是从玉门和敦煌方向西出，穿过荒凉的不毛之地，进入了新疆罗布泊地区。

　　最后，朝廷把这些归附的起义军余部和西逃的回回流民集中起来，就地安置在塔里木河北岸的英格可立和英气盖(在今天尉犁县境内)一带。由于这里的土地极其贫瘠,粮食连年歉收,因此不断有人逃走。

　　1903年,焉耆知府刘嘉德将剩余的回回群众迁移到焉耆府开都河南岸水草肥美的马场台地区,并且将这里命名为抚回庄。

　　这些回回群众繁衍生息,成为了今天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焉耆回族自治县回族人口的主要来源。他们的到来改变了罗布泊地区的民族结构,也为南疆的农业生产和社会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河湟起义是大清王朝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回回起义。起义历时1年半，有力地削弱了大清朝廷在甘肃的统治，敲响了大清王朝走向灭亡的丧钟。

　　最后要特别强调的是，大清朝廷也承认起义是因为地方官员处置不公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