仔细想来，对我个人语言风格的形成有着直接影响的，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的语言资源：一是生活（或民间话语），二是古文。外文的影响也有一点，如《安娜卡列尼娜》、《百年孤独》和《白鲸》等外国文学名著的那些著名的开头儿，对我们提炼和概括自己的语言，也有某些启示的作用。但因为它们太著名，一般人都耳熟能详，我也不引用或模仿。比方说，我在写《乡村温柔》时曾开过这样的头儿：“管我叫牟葛彰吧！几年前——别管它究竟是多少年——我的荷包里只有一点一点、也可以说是没有钱，庄上也没有特别教我留恋的事情，我想我还是出去闯荡一番，去见识见识外面的世界。”瞧，也不错是不是？但明眼人一眼就会觉得似曾相识，进而找到它的出处，你就会尴尬。若有人再将你的东西翻译出去，那就会更尴尬。它再精彩，也不是你自己的语言，充其量只是人家的一个模仿者，遂割舍了。

　　我更多的还是从生活中索取第一手的语言资源。第一手的语言是最靠得住的语言，永远不会与人雷同，也永远不会被起诉。一切时新的、鲜活的语言，都是来自民间的。我们说深入和体验生活，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学习群众的语言。鲁迅先生说，作家的本事在于当一般人还没那么说的时候，他比他们早说了一点。而现在则在于你能否将老百姓已经说出来的语言变成你自己的。这是一个十分重要而又老生常谈的话题，但因与此次征文的命题无关，故不多说。

　　好，说到这会儿，你大概已经发现我在行文中喜欢运用文言文的一些连词了是不是？如第一段的“遂”字和第二段的“故”字。你也不觉得格涩生硬对不对？这就是古文对我们潜移默化的影响。

　　浩如烟海的中国古典文学，无论是先秦散文，还是《二十五史》，无论是唐宋诗词，还是“三言”“二拍”，都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其思想内涵、历史意义、文学价值怎么估价都不过分。它还是巨大的语言宝库、丰厚的语言资源。有许多的比喻、成语、名言，至今还活在我们的口头和书面语言里。所谓之乎者也矣焉哉，会运用的是秀才。它确实养活了并还在继续养活着许多人，比方那些专吃这碗饭的教授与专家，那些从事古典文学翻译及编纂各种各样的古典文学辞典的人等等。它还周期性地丰富和繁荣着我们的出版业，你若没饭吃了，再出一次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差不多就又可以吃一段。

　　可以断言，没有一个作家不从它们那里得到补给和营养、启示与灵感。《论语》教我们如何做人处世，《史记》教给我们怎样写人物传记，“三言”“二拍”教给我们怎样结构故事。我从《史记》那里还学了一种“互见法”，有人说我的小说里面有个别重复的现象，我即以这种互见法作抵挡，比方你写《项羽本纪》须写鸿门宴，写刘邦你还得写。

　　我曾经用文言文写过两组短小说，叫《错误集锦》和《农村错误八种》，分别发在一九九一年的《钟山》和《江南》上。其中的《修锁者说》是模仿的柳宗元，《招摇撞骗错》及《偷看女兵错》等则是模仿的蒲松龄。哎，还挺好玩儿，偶尔翻翻的时候，把我自己也还逗笑了。

　　用文言文写作最大的长处是比较精炼和简约。短处是不容易展开心理活动和风景描写。但它的连词，实在是最简便、最顺畅的衔接语。我经常用的有“遂”、“乃”、“即”等，比起白话文中的“于是”、“就”等都要方便和上口得多，而且还多出许多的意味来。比方，我这样交待给人修锁的刘玉华：“玉华有初中肄业之文化，不甘务农，遂与人修锁修手电筒给猪打针也。其无师自通，一知半解，所修之锁用根铁丝即可打开。然农村之锁，只挡君子，不挡小人，真若有那训练有素之贼子，再结实的锁亦无用。玉华深知此理，虽公开言明，仍可挣得油盐之资。玉华即自我感觉良好，公家人儿一般，声称吾乃手工业者也，属工人阶级……”挺简练也挺有味儿是不是？若是用白话文写，交待这点事，不知要多用多少文字！我想不管是文言文还是白话文，只要能使语言流畅简练，一般读者又能接受，那就可以用。

　　中国的古文，无论如何都是一个丰厚的语言资源。有了它，就不必自卑，不必妄自菲薄。剩下来的就是我们如何古为今用、继承发展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