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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常常想到一个问题：那天早上假如师思起床后，梳洗化妆完毕，同我一起过早，一道上班，许多事情便不会发生。遗憾的是，那天早上，师思像是预感到当天会发生什么，起床后粗粗地化过妆，连谢谢都没说，就冷冷地走了。为此，韩丁同女朋友发生争执。韩丁认为我同师思的关系完了。女孩则认为这仅仅是好戏的开始。
那天，女邻居和她的丈夫在门外的那辆“麻木”旁，冲着我们尴尬地笑着。
我在联欢大楼前停下自行车，沙莎已买好两份热干面在等着我。
我锁好自行车，端上热干面跟着沙莎进了电梯，再走进沙莎的办公室。在无人的十分钟里，我们上演了整整一曲由爱情到婚姻的大戏。我告诉沙莎，自己太需要有一处房子来隐蔽自己。沙莎当即从抽屉里拿出一份写好的结婚申请，让我在上面签字。我只是看清留给我签名的地方已经写好了“沙莎”二字，便提笔写下“蓝方”二字。那劲头颇似既然女人都敢动手，我一个大男人有什么好犹豫的。
沙莎在我签过字后，用手拍了拍我的手，她的手有点凉，惹得我的神经一跳一跳的。往后的事都是沙莎去办的，她要我什么也别说。当天下午，她就将一份鲜红的结婚证书交到我手上。我不相信这是真的，办结婚证有许多手续，其中一点是双方必须都到现场。沙莎告诉我，她让弟弟即时顶替了一阵。像中共地下党员接受秘密文件一样，在我接过结婚证书时，窗口有一对麻雀正在交嘴。这两个灰不溜秋的小东西，给我的意外婚姻带来难得的一点诗意。
我说：“这就是我们的营业执照？”
沙莎说：“又多了一个夫妻店。不过目前还不能营业。”
沙莎告诫我，一定要等到分房方案公布之后，我们的关系才能公开。我很佩服沙莎。因为太佩服了，所以我一直没有吻她的念头。
那天师思要到北京组稿，我送她到汉口火车站。
坐在出租车里，我突然扳过她的脸，用力地吻了她一下。她除了紧闭嘴唇，别的什么动作也没做。我将她一直送上三十八次列车的硬卧车厢，直到她从嘴里挤出一句“恭喜你有大房子住了”才离开。
师思是用直觉来判断的。
在直觉这一点上，我崇拜天下的所有女人。主编老莫只让师思在北京待一个星期。师思却待了半个月。她回来后，我和沙莎就将住房的钥匙拿到手。
分房方案刚刚张榜公布，我和沙莎就去买了十斤糖果，放在门卫老赵那里，让他代我们分发给每一个人。老赵比我们幽默，他在分房方案旁贴了一张告示，再将糖果置于告示下面，让局里的人自己随意取。好多人一边吃糖，一边看着分房方案，一边说我和沙莎登记结婚真是时候，早一天没意义，晚一天就迟了。
我同沙莎登记结婚，在局里的反应远远大于在我内心的反应。我同沙莎还像以前一样，各人上各人的班，各人下各人的班，甚至连什么时候举行结婚典礼也没在一起商量。每天早上，我们照例在办公楼前小吃摊上吃热干面过早，然后一道进电梯上楼。赶上电梯里没有别人，我们会走到一块，相互捏捏对方的手。这仅有的身体接触，一点也不能激起我对沙莎的欲望，那感觉就像在武汉商场门口，碰见熟人握握手一样。回到老租界里的那间屋子，面对因为我要搬走而格外高兴的韩丁，我有时会有一种念头，想**非要有两室一厅以上房子才肯嫁给我的师思。
对于沙莎，我一直没有兴趣。
我们之间直到结婚时，也没说过我爱你一类的话。
在师思从北京回来的前几天，主编老莫将我叫进他的办公室。我以为他要同我谈杂志的事，一开口才知道是代表局里，就分房问题同我谈话。他劝我不要掺和分房的事，大家都知道我同沙莎结婚，目的就是为了房子，这样太功利，会影响自己的政治前途。我没有马上回答他，而是当面打了一个电话给沙莎，将主编老莫的话说给她听。沙莎要我告诉主编老莫，就说自己若是想娶局长的女儿，准保什么事情也没有。我没有挂断电话，拿着话筒，照本宣科地对主编老莫转述一遍。这副样子让主编老莫不得不将准备说给我的许多话全噎了回去。他让我放下电话，关上办公室的门，换一副面孔，推心置腹地说起来。
我听了一下午，终于弄明白这套分房方案其实是为局长的女儿一个人制定的。办公室的人绞尽脑汁设计出一个复杂的计算公式后，刚好将局长的女儿算计成符合分房条件的最后一个。那时，他们没料到我和沙莎会从中插一杠子。我们一进到这个体系后，局长的女儿就成了“中央候补委员”。
弄明白后，我对主编老莫说：“这个腐败我反定了。”
说到后来，主编老莫开始追问师思的行踪。他虽然加了一句“这家伙太不像话”来表达作为领导人的大公无私意图，我还是觉察到他对师思的特殊关切。我其实并不清楚师思在外的任何情形，我故意说师思上午还从北京给我打了个电话。然后细细感受这话对主编老莫的伤害情况。
我特别希望给我们的房子能在师思回来之前分下来，我怕自己在面对师思时，会改变主意。自从与沙莎登记结婚以来，在内心深处反倒淤积出一个对师思的情结。我特别清楚，那张婚姻的营业执照不在法律的保护之下。除了感情，连它的操作方式都是不合法的。只要我一否认，它就得完蛋。
然而，我必须在繁华的大武汉拥有自己的住宅、自己的家庭。我的名片上不能长久地只能印着叩机和办公室的电话号码。我不太羡慕别人名片上的职称和职务，让我心动的总是那些电话号码后面括弧中的字母H.
好像沙莎也明白这一点，她比我更急。当着面她总叫我放心，汉江的水跑不脱是要流进长江的。这句话只有沙莎才说，连师思都不说。汉江水是清的，长江水是浑的。天下只有浑水往清水里掺的事，哪有那么苕的人，将自己的清水掺进浑水里。离开我，沙莎独自同行政科的人急了两次。人事处长也出面给行政科的人打了一次电话。这些行动还未见效果，师思便从北京回来了。
师思回来的消息，大家是从主编老莫脸上读出来的。师思从机场直奔杂志社，她一进办公室便冲着我们大笑，然后伸过手要同我握一握，说是恭喜我双喜临门。她在老赵的门卫室旁的墙上，看到了分房人员名单。这时，我也顾不了什么，扭头便往楼下跑。
师思在身后酸酸地说：“别笑歪了嘴。”
出了电梯，果然见到一楼大厅的墙上贴着两大张湿漉漉的白纸。我和沙莎的名字在白纸上被连在一起，沙莎的名字在前，在那之后的括弧里写着我的名字，使我成了自由市场上买排骨必须搭上的烂骨头。以同一个从没表示过爱的女人结婚为代价，换来的房子，坐落在花桥小区里。它在老赵和王婶的家隔壁，目前的房主还是财务处的牛会计。
我有些蒙，直到老赵将一支烟塞到我嘴里，我才醒过来。老赵说：“我们要成邻居了！”
我望望白纸说：“为什么我们不能住新房子？”
老赵替我点上烟后才说：“我就愿意住旧房子，新房搞不好就会让人伤心伤感。”
老赵忽然剧烈地咳嗽起来。我扶了他一把，让他回到门卫室后，终于忍不住说：“你咳嗽的声音不对，是不是肺上有毛病？”
老赵说：“你放心！我看过医书，这种年纪患了肺结核，也不会传染。”
沙莎随着一阵高跟鞋的响声出现在老赵的窗口。她对着那张白纸看了足足十分钟，直到将所有人的房子都记住才走过来。
沙莎说：“我不太满意。你呢？”
不知为什么，我像报复谁似的。我说：“阴谋得逞了，还不满意？”
沙莎说：“能这样想当然好。我同牛会计说一下，明天抽空过去看看。”
沙莎走后，老赵对我说：“你找了个了不起的女人。她有点像我家的老钱。”
我搞不懂他这话是褒还是贬，便说：“搞人事工作的，个个貌似深沉。”
这天下午下班时，主编老莫让杂志社的人都别走。大家先去圣诞酒店吃晚饭，然后又让师思选了往事温柔酒吧泡吧。大家乱纷纷地坐了半夜，只有主编老莫一个人高兴。到买单分手时，师思没有同主编老莫一起乘出租车走，弄得主编老莫也不高兴。他真真假假地说我们都是狼心狗肺的家伙。还说等杂志社自己有钱了，像“猫头鹰”那样自己盖楼买楼，看谁还敢不卖他的面子。
师思自己叫了一辆“电麻木”往六渡桥方向走。我依然是徒步回住处。半路上，沙莎在我的叩机留了一条言：玩得开心吗？还没到住处门口，老远就看见窗户里灯光通明。等到我开门进去时，发现师思已和衣躺在床上。韩丁见我回来长吁一口气，说自己正不知怎么办好。我上前拍了拍师思的后脑勺，师思没有睬我。我只好挤到韩丁的床上。
师思照例天一亮就走了。
除了留在被窝里的体香，我连一句话也没捞着。
我出门时，韩丁递给我一只红包，说是祝贺我结婚了。
我收过红包后再告诉他，我无权将这房子百分之五十的使用权送给他。
见到沙莎时，她出乎意料地说：“你有些忧伤！”
我一愣后才回答：“已经到了围城门口，当然有反应。”
沙莎难得一见地笑起来：“这几天你可以好好享受世纪末的感觉！”
我突然发现沙莎脖子上没有戴丝巾，浑圆与白嫩的肌肤让我有史以来对她心动了一下。
走进办公室后，我只来得及朝师思看上三眼，主编老莫就出现了。他一说话，满屋的人都能闻见从那张嘴里冒出来的热干面气味。
主编老莫说，提前开个编前会。
大家赶紧起身纷纷往自己茶杯里倒开水，然后，女孩们又拿出抽屉里的小镜子，将自己的眉毛与嘴唇重新伪装一遍。在这个过程中，女孩们马上发现师思的化妆品又换了品牌。主编老莫和我作为男人，对女孩在办公室里的这些特权，总是极有耐心地欣赏着。女孩有的拿过化妆品，有的将师思扯到窗口，捧着她的脸蛋，像是校对清样上的错别字，半是认真半是挑剔地端详着。她们一闹，半小时就过去了。主编老莫终于咳嗽一声，声明自己不得不做职业杀手，谋杀女孩们的业余爱好。一个女孩用香水瓶朝着主编老莫喷了一下。师思马上叫起来，说只这一下，少说也去了两元钱。我忍不住说了句，回头让主编老莫赔你一瓶。见师思眼角的光泽不对，我又补上一句，让师思将买香水的发票交给主编老莫签字报销。师思冷冷地说，她从来不用香水，这香水是配售的。
编前会终于进入正题。
除了老一套以外，新鲜事有两件，一是“猫头鹰”在向我们施杀手锏，他们以月薪万元为诱饵，将长期为我们杂志主持心理咨询专栏的董博士挖走了。主编老莫念了董博士的辞职信。虽然书读多了的人不免呆里呆气，但他倒也坦率，不像别人遮遮盖盖。谈到钱对他的重要性时，还有几分让人心酸。心理咨询专栏是我们杂志唯一超过“猫头鹰”的地方，“猫头鹰”抢走董博士，实际上是在动手掐我们的脖子。第二件事是局长正式发话了，从这一期开始，杂志上必须期期有反映下岗职工再就业的文章，而且还必须是重头的，不能蜻蜓点水。
主编老莫刚说将这个任务交给我，师思就发表不同意见，说人家正忙着结婚，杂志社的事再重要也不能耽误人家百年大计质量第一的好事。师思自己将这事揽走了。这是师思在我搬进花桥小区那套二手房子之前，唯一一次正面提起我的婚事。
对于第一件事，我们都束手无策。我提议可以用更高的薪水将董博士请回来。师思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的经济实力还不到“猫头鹰”的十分之一，作为对手，他们这么做是明目张胆地同我们较量，打钱仗，我们必输无疑。其他人更不同意，个个都说自己只要一万元的一半，准保能将这个专栏办得超过董博士。最后，主编老莫拍板，心理咨询专栏由杂志社几位编辑轮流主持，每主持一期，额外多发一千元编辑费。主编老莫这话，将大家脸上的危机状态扫个精光，人人都露出美滋滋的模样。
这时，老赵从门卫室打来电话，杂志新一期的样刊到了，让我们下去拿。主编老莫让我带人下楼，他自己留下同师思具体谈谈有关下岗职工再就业典型文章如何写。
我们下楼后，见老赵正捧着我们的杂志在看。
见到我，老赵一扔杂志说：“你们登的文章越来越不好看，这么下去谁还肯掏钱买回家去看呀！”
我翻了翻油墨尚未完全干的杂志说：“你应该喜欢才对，这上面有表扬你们模范家庭的事。”
老赵将我递到他眼前的杂志推开。
我们叽叽喳喳地扛着杂志回到办公室时，师思一个人坐在椅子上发愣。桌上的墨水瓶被碰翻了。我上前去将墨水瓶扶起来。
师思突然站起来，抓起桌上的皮包，对我说：“我采访去了，这一阵不来坐班。”
剩下的话是：有事呼我。这是用眼睛说出来的。
师思走时，步点不像平素那样款款地有情有致，身姿神韵有些零乱。
一个女孩送杂志到主编老莫的办公室里，回来时，她大惊失色地告诉我们，主编老莫那条标价八百八十八元的领带，歪着挂在脖子上。
在我所相处的男人中，只有名利能让他们惊诧。女孩则还是一如既往，让她们惊喜的总是时尚的物品，而让她们惊慌失措的东西总是与情感有关。
师思一走，正好让我静下来考虑一下自己的婚姻与房子的关系问题。越想越觉得自己的城市生活全部内容都已成了一所房子。我想找个人说一说，找来找去，最后选定的还是韩丁。
韩丁正在一处股票交易所里，对着牛气冲天的股市行情乐得合不拢嘴。他在回话时，第一句话就说，照这样的行情，今年他完全可以到常青花园买一套房子。一听这话我就知道自己找错了倾诉对象。韩丁将房子当成一个人在城市里安身立命的基础，比“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还重要。我失望地将电话挂了。
突然间，我想到了董博士。
一拨电话，董博士正好在家，因为是熟人，我便将心里的想法和盘托出，并告诉他，这种本来目的非常明确的婚姻，不知为什么反而让我越来越糊涂。董博士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阵，才问我是不是指桑骂槐，责怪他为什么要跳槽。其实他的想法同我现在的想法完全一样。自己本来就是冲着高薪来帮“猫头鹰”的，过来之后才发现自己似乎也要找人咨询一下这种心理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些下岗工人，每月连一百四十元生活保障金都不能及时到手，自己怎么可以轻轻松松地就额外拿一万元。而且，他一直提心吊胆，不知那一万元是真给还是假给。第一笔报酬还没到手，心里就老觉得欠着他们什么。
我也欠了许多，但不知是欠谁的。
说到后来，反成了我劝董博士。
我告诉他，这年头只要是送上门来的钱，哪怕是上面有***五号的味道，也只管花，汉口的五条干道，哪一条不是用钱铺起来的？说到这儿，我心里突然一亮，送上门来的老婆和房子，哪有不要之理。
我挂断电话，又拨通另一个电话。
对着话筒，我理直气壮地说：“老婆！我是你老公！”
沙莎在电话那一端害羞地笑起来。
午间休息时，我在街上拦了一辆出租车，带上沙莎和牛会计去花桥小区看房子。仍由牛会计住着的房子按四星级宾馆标准装修过。我很想说，这样子挺好的，我们只需抱着铺盖进来住就行。沙莎却一口气挑出二十几处毛病，最后的结论是只有防盗门可以将就着用，但门锁必须换。这一点是牛会计主动提出来的。
牛会计问我们准备花多少万进行再装修。
沙莎笑而不答。
在我们察看时，老赵的妻子钱主任和王婶家的两口子都进来凑热闹。
王婶公开说，她原以为我同师思是一对，没想到鸳鸯谱上写着的是我和沙莎。
钱主任则说，从职业眼光来看，我同沙莎结合更加牢不可破。
他们邀请我和沙莎到各自家里坐坐。我被他们家里的温馨气氛深深地打动。特别是钱主任家里，老两口的床头柜上插着一枝鲜艳的红玫瑰。钱主任说这是老赵上个星期天给她买的。她说老赵隔一阵就会送一枝红玫瑰给她。说时，钱主任脸上自动迸出一排笑纹。
王婶家里则是实实在在的恩爱，她同汪总的各种亲昵姿势，用照片展示在家庭的每一个角落里，使得不被人注意的地方，也能放出光芒来。
回到马路上，沙莎出乎意料地抽出五分钟时间来挽住我的手。
我想起牛会计不肯说出价格的那个极其豪华的席梦思，心里终于有了准备在沙莎身上实施的欲望。